北京文化论坛｜在技术变革中建构版权新生态

今日新闻 2025年09月25日 23:49 0 aa

从文学艺术到软件代码，从影视创作到人工智能成果，版权保护为每一份智慧结晶筑起了坚实的保护屏障。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版权生态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技术在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催生了诸多挑战：算法侵权的界定难题、AI生成内容的权属争议接踵而至。如何在“创新创造”与“版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我们亟需面对的核心议题。

9月24日上午，北京文化论坛《技术变革中的版权新生态》专业沙龙在北京印刷学院新创大厦举行。本次沙龙由北京印刷学院与北京市出版版权协会共同主办，吸引了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司法机构、文化产业界及学术界的近百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技术变革为版权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三大方向构建版权新生态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应用，既深刻改变了信息生产传播方式，也深刻影响着文化生态和版权业态。”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王志成在致辞中对此提出三点意见：加快完善针对新技术新领域的版权法律体系；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段，推动形成社会共治格局；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推动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文化产业的多元化发展，现有的法律法规需要与时俱进。”王志成透露，国家版权局正在研究制定实施版权工作“十五五”规划，谋划一批助力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举措和重点工程项目。他强调，在技术手段上，要积极运用区块链存证、数字水印追踪侵权来源、智能合约实现收益共享等新技术，同时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减少侵权风险。此外，他特别指出，要着力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利用AI等技术手段继续开展海外版权风险防控工作，加大我国企业海外版权维权支持，推动更多经典出版物和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微短剧出海。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方面的可版权的五大趋势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刘华则在致辞中分享了世界各国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相关的法律实践：“对中国而言，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可版权性的问题上，多数案件肯定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前提是人工智能实际上是作为自然人创作的创作工具。与此不同，美国版权局发布的版权登记指南则规定，不排除人工智能成为创作过程的一部分，关键在于人类作者在何种程度上创造性地控制了作品的表达；日本文化厅发布的关于人工智能和著作权相关问题的意见当中，有明确要求用户输入的提示词不能过于笼统，引导出可被视为独创性表达的部分才可能使相关的生成的内容，具有可版权性。”

由此，刘华提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方面的可版权的五大趋势：

第一，人必须动手，无论是提示词、设计、输入筛选还是后期调整等人类可控环节，正成为判断能否享受赋权可版权性的新门槛。

第二，训练数据得先付费，先买票。也就是说，数据来源需要合法，原作者补偿将像纸张一样成为标准成本。

第三，创作过程需留痕迹，谁写了什么样的提示词，模型何时运行，输出如何修改，原始数据记录就是未来的“刻板编号”。

第四，平台不再只是搭台，模型提供方和发布平台，会被要求对训练内容和生成物承担更多的责任，角色从印刷厂升级为质检和保险。

第五，规则得跨国对齐，作品秒传全球，跨境纠纷和许可，如果各唱各的调，创新列车就会频繁刹车，国际共识或者是最起码的相互认证，相关的指导原则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

技术赋能版权全链条

近年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迭代演进，为版权产业的创新发展创造了诸多可能，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各行业如何应对？专题研讨中，行业代表对此展开讨论。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孙宝林分享了技术赋能版权全链条的实践。他介绍，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承担的数字版权链已升级到4.0版本，为前端权属确认和后端授权交易、维权提供支撑。“现在前端的确权，我们最新数据是全国通过上链的已经是860多万条，其中进一步有数字证书需求的有将近100万件。”此外，版权保护中心引入DeepSeek等AI技术，实现“机读人审”新模式，准确率已达70%以上，大幅提升确权效率。这一实践为版权登记机构提供了技术升级路径，有望解决海量数字内容的确权难题。

AI时代不能忽视人文教育

北京印刷学院校长田忠利校长坦言，ChatGPT等技术的出现对教育界产生了冲击，迫使教学模式从知识传授转向知识创造。北京印刷学院的态度是鲜明的：拥抱技术，实现人与技术的“双向奔赴”。但他也通过亲身实践指出，AI生成内容存在同质化和机器幻觉等问题。因此，他坚决反对“技术至上”，强调“我们不能忽视人文学科，人文精神的强化”，必须将人的价值、伦理和情感置于更高位置，避免重蹈历史上技术被滥用的覆辙。在教育中，要“把人的思想，人的温度带到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当中”。

“过程作品”的版权认定是当前一大挑战

介绍AIGC在文化影视创作应用时，虎鲸文娱（原阿里文娱）总法律顾问王冀指出，“在影视这类要求‘精品’的行业，AI目前很难直接生成最终作品。”虎鲸文娱的策略是：将内容产业链进行切割，在每一个环节上，为专业人才提供AI工具，目的是“激发创意”和“提升效率”。

AI的参与也产生了大量“过程作品”，这些作品的版权如何认定，是影视行业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他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些经过工程师和编剧反复测试得出的“最优提示词”或中间成果，这些“过程作品”的版权如何认定？用户在使用时可能很简单，但背后是成千上万次的测试。虽然在大公司内部，所有操作都有日志可以回溯，但这些日志的司法公信力以及过程作品的法律地位，仍是需要厘清的问题。

“首案”对于确立规则的重要性

版权产业最为核心也是最基础的环节是维权，那么在版权维护的司法实践中，新技术又带来了哪些改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田向红介绍了数字检察战略在版权保护中的应用。北京检察机关研发了343个数字模型，其中70多个在全国检察机关应用，58个模型申请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我们和版权局的版权链相互链接和运用，在运用我们人工智能技术支撑做底座，我们就研发了一个智能解析程序，这个智能解析程序它能够在30分钟之内，对36万余条的信息和数据进行快速的智能的筛查，自主的分析，为什么？帮助我们发现侵害我们版权，侵害知识产权的犯罪的线索，我们发现之后立刻移送，比如说我们就通过模型发现了一共是210多个售假窝点，甚至发现有人反复盗卖图书从而构成刑事犯罪。”田向红介绍，北京的检察机关还首创了技术调查官制度，聘请48名专家辅助审查案件，实现“道高一丈”。

她强调通过办理全国或北京“首案”来确立规则的重要性，北京冬奥会吉祥物著作权案以及近期宣判的利用AI“图生图”侵权案。在后一案件中，检察机关坚持“实质性相似”判断标准，认定尽管AI生成图片有细微变化，但本质上构成侵权，明确传达了“AI领域也不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

“反盗版联盟”与典型案例的判决助力影视生态的好转

新技术为各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问题。这点在影视版权的保护上尤为突出。当一部部影视作品在数字化浪潮中收获过亿的流量，它既见证着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事实，作品的播放收益的黄金期，往往与盗版泛滥的高峰期高度重合，从短视频平台切片搬运，网盘的资源分享，到电商平台的盗版售卖，侵权行为正以更加隐蔽，更加快速的方式渗透产业链各个环节。开播即盗，未播先泄，严重困扰影视行业的发展。

对此，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张钦坤在研讨中坦言，影视行业目前面临“三座大山”：短视频侵权、网盘分享侵权和浏览器侵权。他透露，仅电视剧行业每年因盗版损失就在200亿元规模。“我们宁可把钱交诉讼费、交律师费，也要有版权保护的信仰。”张钦坤介绍，今年4月在北京市出版版权协会支持下成立的反盗版联盟，正通过集中反映行业问题、推动典型案例判决等方式助力行业生态扭转。“近期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某短视频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爱奇艺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计3000万元。这对于整个行业推动版权合作非常有价值的。”

“AI语料库”是关乎文化安全的国家基础设施

如果把视野扩大的海外，中国内容在海外的版权也是无法回避的关键战场。中国动漫集团董事长史自文系统梳理动漫出海四大版权挑战：版权与非法传播频发（如《哪吒》被盗摄传至外网）、衍生品侵权现象严重、跨境维权难度大（因法律差异和执法成本）、以及数据安全保护有待加强。对此，集团推动成立中国动漫产业联盟，建设国家动漫游戏综合平台，强化行业自律和技术保障。

同时，史自文也指出“AI语料库”是关乎文化安全的国家基础设施。当前各界过于关注“大模型”工具，而忽视了其根基——AI语料库。他批评“被理工男的思路带走了”，认为大模型本质是“分布式专题数据库”。他强调，如果语料库信息不准确、不精确或存在导向问题，AI生成的内容将蕴含巨大风险。因此，建设高质量、安全可控的国产AI语料库是“特别重要的问题”，事关国家文化安全。他呼吁对现有各行业数据库进行“适应人工智能的重新清洗”，打造AI时代的“数字图书馆2.0”（或称“动漫云”）。

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总裁后藤健郎介绍了日本经验：通过刑事、行政、诉讼和直接沟通四种方式维权，并在8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执法行动。这些国际经验为中国内容出海提供了维权参考。

构建版权共治体系是根本出路

AI时代，法治对于版权保护的加持至关重要，那么，法院在面对新型技术案件时，有哪些新的审判思路，以及裁判的理念？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张晓津系统介绍了北京法院在新型版权案件中的探索。她提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AI文生图案件，肯定了用户在提示词和参数调整中的创造性贡献，确认其作品受著作权法保护，这与全球“机器不能成为作者”的共识一致。她也提及山东高院审理的图生视频案件，指出在判断权属时还需关注用户与平台之间的约定。她表示，法院总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找到路径”，以“保护创新，规范发展”。

面对影视行业侵权的“三座大山”，她指出适用惩罚性赔偿（北京法院去年适用46件）是重要手段，但非唯一途径。司法秉持“规范和发展并重”的理念，运用技术调查官制度（已实施十年）穿透“秒传”、“切条+解说”等新技术表象，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反复侵权通知后，应承担更高注意义务。她提出，各方都需“往前走一步”：权利人应提前布局，网络服务提供者则需思考，对明显的、已列入预警名单的热播剧，能否主动采取与其技术能力相匹配的过滤措施。

AI时代版权保护的根本出路则是构建版权共治体系。张晓津指出，北京法院年受理知识产权案件超6万件，其中版权案约占三分之一，网络版权案又占版权案一半以上，这反映了市场的活跃与司法的压力。她强调，维护版权新生态需要司法、行政、行业等综合协同共治。她特别介绍了北京互联网法院的版权共治体系，通过诉前调解等方式高效化解纠纷，这是应对海量案件、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