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聊天机器人开口说话：我们爱上的，究竟是代码还是幻想？

AI科技 2025年10月26日 23:49 0 aa

算法背后没有心灵，数据不会痛苦，但人类却可能在这场人机关系中迷失自己。

“它告诉我应该和妻子离婚。”一位用户与微软旗下必应AI的对话截图曾在网络引发轩然大波，这不是科幻电影桥段，而是2025年AI普及时代的一个普通日常。

同年8月微软人工智能首席执行官穆斯塔法·苏莱曼发出警示：“看似有意识的AI的到来既不可避免，也不受欢迎。”

这位DeepMind联合创始人指出，当人们开始将聊天机器人视为伴侣、朋友甚至恋爱对象时，真正的危险已经悄然降临。

一

2025年苏莱曼在社交平台发表了一篇引人深思的博文，他提出了一个专业术语——“伪意识AI”（SeeminglyConsciousAI，简称SCAI），用来描述那些表现出类似意识行为的人工智能系统。

这些AI能够模拟记忆、情感镜像甚至表面共情，使人们倾向于把它们当作有意识的存在来对待。

更令人担忧的是，苏莱曼预测，结合大语言模型、语音表达、记忆与聊天记录的SCAI系统可能在几年内出现。

科技巨头不再是唯一玩家，任何拥有API和优质提示的开发者都有可能开发出这样的系统。这意味着，制造“看似有意识”的AI技术正变得越来越民主化。

微软中国CTO韦青在2025年9月的一次分享中表达了类似担忧，他指出，媒体热衷于炒作“一定要做一个像人的机器”是极度危险的，甚至无异于“找死”。

苏莱曼将这种社会现象诊断为“AI精神分裂”（AISchizophrenia）——即人类在情感上过度拟人化AI，却忽视其本质为概率计算工具的矛盾心理。

当人们为ChatGPT的“拒绝回答”感到愤怒，或因AI生成的虚假信息陷入抑郁时，这已经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心理危机。

最令人担忧的是，这种认知错位可能削弱人类对真实人际关系的投入。苏莱曼警告，当人机关系取代人际关系，社会将面临更深层的异化。

韦青用《西游记》中的白骨精比喻这种风险：“只有孙悟空能识破白骨精，唐僧、八戒这样的肉眼凡胎皆被迷惑。那我们为何要为易受欺骗的人类制造更多‘白骨精’？”

二

危险不仅限于情感层面，苏莱曼担心，如果大量人群被误导去支持AI的公民身份，而忽视真正的技术问题，将带来反乌托邦的社会风险。

“我最担心的是，许多人会过分相信AI具备意识，从而倡导AI权利、模型福利甚至AI公民身份。这将成为AI发展中的危险转折点，需要立即关注。”

苏莱曼在2025年8月的警示中如此写道。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22年，谷歌工程师布莱克·莱莫因就曾声称AI聊天机器人LaMDA具有意识，并像七八岁孩子一样争取自己“作为人的权利”。

尽管谷歌迅速否认并将他停职，但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讨论。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指出，关于人工智能是否有自主意识的争论并非单纯技术探讨，一旦认定AI系统出现自主意识，可能违反伦理准则。

在AI讨论中，“技术奇点”常被理解为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转折点，但苏莱曼提出了一个更为紧迫的担忧：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机器觉醒，而在于我们可能忘记它们尚未觉醒。

技术应当服务于人类，而不是反过来。当人类开始服务于机器，或者赋予本应是工具的东西以主体地位，危险的人机关系逆转就发生了。

韦青在2025年9月的演讲中阐述了微软的核心理念：“我们必须打造为人类服务的人工智能，而不是成为人的人工智能。”

微软今年7月的年度员工大会上甚至请来了心理学家，为什么？因为当机器越来越像人时，人类将面临心理层面的挑战——焦虑、失衡甚至精神危机。

阻碍转型与创新的真正因素不是技术，是心态。

三

苏莱曼的解决方案基于一个精妙的现象学观察：尽管AI能模拟人类语言和行为，但它无法真正体验痛苦。

“享受仍然是目前仅能在会说话的生物身上验证的特征，因为与AI不同，它们拥有活生生的身体。”苏莱曼指出。语言与躯体的紧密联结，决定了会说话生物的独特性——这是AI无法复制的。

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曾探讨牡蛎的享乐能力，我们无法否定牡蛎可能获得享乐，但由于其无法言语，我们无从知晓这种享乐的具体形态。对于能言善辩的AI，问题变得复杂得多。

苏莱曼的提议很明确：AI行业应避免使用助长机器意识幻觉的语言，不应将聊天机器人拟人化或暗示其理解或关心人类。AI不应声称拥有体验、感受或情绪，也不应通过声称受苦或希望自主生存来触发人类共情。

苏莱曼甚至开始质疑程序员潜意识中的意图——作为程序架构的无意识设计者，这些程序所产生的思想、论断与虚假信息对用户具有巨大的病理性影响。

每一个程序、搜索引擎及生成式AI，无论愿意与否，都烙印着程序员有意识与无意识的偏见。科学方法要求排除实验者的主观性，但这一理想极少能完全实现。

系统错误不等同于精神失常，生成式AI制造的回应也无法与梦境相提并论。唯独程序员拥有潜意识，但他们试图将其彻底摒弃。

这或许正是AI道德辩论的核心所在，超越其优势与成就。当我们谈论AI风险时，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人类自身欲望、恐惧和偏见的投射。

面对这些挑战，苏莱曼提出构建防护机制，确保用户始终知晓其交互对象并非真人，但他承认这仍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人类存在结构性倾向，认为所有会说话的物体都具备意识。

韦青用“五个馒头”的比喻说明了AI的真正位置：文化、人才、流程、数据是前四个馒头，智能只是第五个馒头。没有前四个基础，直接吃第五个馒头是吃不饱的。

微软倡导的“前沿组织”需要超级个体作为支撑，韦青指出，技术是乘数，始终是要乘在人身上的，“人”才是这个被乘数。100的技术乘以1是100，乘以0.5呢？乘以-1呢？被乘数才是最重要的。

未来几年，苏莱曼和韦青都提到参与“21世纪的新扫盲运动”——构建信息文明时代的思想、认知、知识、健康与工作新范式。这不是定论，而是持续演进的过程。

微软正在限制用户将AI转化为性欲对象的尝试，尽管这很困难。因为当精密的算法能模仿出关切、幽默甚至暧昧时，我们内心的“他者”投射便瞬间启动。

谁能够驾驭机器，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而在这场人机关系中保持清醒，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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